2000万人!成都并非突然“爆发” -凯发网站
作者：常龙川（抱朴 财经 西部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）
成都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，达到了2093.8万人。
5月26日上午，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公布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。数据显示，四川全省常住人口共8367.5万人。成都市的常住人口首次突破2000万大关，达到2093.8万人。这个数据超过了深圳市的1756.01万人、广州市的1867.7万人。
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8041.8万人相比，四川省的常住人口增加325.7万人，10年间增长4.05％。而成都市在2010年的常住人口为1404.8万，意味着10年里，成都的常住人口增长了49%。
对比之下，广州市从2010年到2020年，常住人口增长了47.05%；上海市的数据是增长8%，杭州市是37.2%。当然，深圳市的数据更加耀眼，增速是68.5%。
同样是西部重镇，西安市的人口总量此次普查的数据为1295.29万人，比2010年增加448.51万人，增长52.97%；而重庆市的常住人口为3205.4万，10年增幅为11.12%（成都市总面积1.43万平方千米，重庆市总面积8.24万平方千米）。
粗略判断，成都与西安、广州及深圳，这10年间的人口增量相当可观，均可称为流量之城。而四者之中，成都的人口总量排到了第一。
当然，正因为地处西部，虽然成都常住人口超过了广州和深圳，但2020年 成都市实现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8118.5亿元 ， 广州、深圳 的这一数据为 9218.66亿元、8664.83亿元 。
自古以来，成都自带人口“流量”属性。
四川（巴蜀之地）在被纳入中原王朝统治以来，成都在多数时间都是省会，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，并因为成都平原发达的灌溉条件，吸引着川内人口的聚集。
而在历代，省外人口因躲避战乱等原因，也持续迁入蜀地，而成都作为省会所在，手工业、农业发达，吸纳就业的空间在古代，要远远优于巴蜀之地的其他任何地区，所以当然会成为 人口迁入的首选 。
正因为成都自古以来，就自带人口“流量”属性，人口的聚集必然带动智力尤其是创造力的聚合，推动经济发展。这其实就是城市发展因人口聚集所必然带来的红利，古时的长安、洛阳、北京、南京以及广州，乃至近代的阿姆斯特丹、伦敦、威尼斯，皆是如此。在盛唐时期，成都的经济一度冲到了全国一线，有所谓的“扬一益二”的说法。
三线企业迁徙带来了人口，以及后续的产业发展基础 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分布在四川以及西部其他一些省市的“三线企业”，为了增强发展优势， 解决地处偏僻导致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、物流成本过高等问题，也纷纷迁往成都等区域中心城市。
四川省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“四川省情网”的信息显示，从1984年开始，四川各地的大批三线工业企业迁入成都各地，数量达40多个，覆盖机械、电子、航天、化学、仪器仪表、核工业、印钞工业等项目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三线企业调整过程中，国务院三线办还将重庆（当时归属四川省）附近地区的几个重量级大型企业，以及位于达州市万源县、已初步选址重庆的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（运载火箭生产企业），都迁入了成都。时隔30多年，一些重庆网友对此仍然难以释怀。
三线企业的迁入， 不仅仅强化了成都的工业基础，带来了可观的产值、人口引入 ，推动了本地产业化水平的提高；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成都市在1984年就已经确定市区不再发展重化工业等项目，因而这些企业大多被安置在成都近郊、远郊的区县，分别分布在不同方向，充实了这些区县的人口。
20世纪80年代末，成都中心城区和近郊、远郊区县就已经建成了公交连接，初步形成了“带状、串珠式城市群”的大都市格局。这为之后成都城市化扩张提供了助力，成都不少区县因而具备了工业基础，为后来吸引外资企业、沿海内迁企业基础创造了条件，这显然有利于成都市外、四川省内以及邻近省份的人口的流入。
从第六次人口普查到第七次人口普查， 恰好是成都发展最快的10年 。强有力的经济发展，快速扩容的城市，成为了人口新增的载体。
2008年的“5・12”地震发生后，成都成为了全国救灾物资和人员的中转枢纽。当时的成都，没有地铁，双流机场还只有一个设备老旧的航站楼t1，没有跻身全国前十的商圈太古里和ifs，也没有环球中心，今天的天府新区在当时还是农田。
2010年，也就是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那一年，成都的gdp是5551.3亿元。2020年，成都全市gdp达到了17716.7亿元。后者是前者的 3.19倍 。
相比之下，重庆市2010年的gdp达到了7894.24亿元，至2020年，增长至25002.79亿。10年增长倍数为3.17倍。
10年里，成都市的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 的态势。去年年中，成都市就已建成超过10000个5g基站。去年底，成都市一口气开通了五条地铁新线路后，运营的地铁总里程飙升至558公里，超过了武汉、深圳，排名上升到第四位。即将投入使用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，将使得成都坐拥两个国际机场枢纽。
图源：2015年、2020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
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成都为什么那么喜欢上榜――如果翻看成都媒体近年来对成都历年的发展总结，不难发现，成都最在意的几个榜单、荣誉，莫过于“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”、“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城市”、台商（外商）投资“极力推荐城市”等，尤其关注每一年新增市场主体的数量。而这几个榜单和数据，恰好对应的是 宜居指数，外籍人才和外商投资引进指数 （截至2020年，落户成都的落户世界500强企业已达305家），以及 创新创业活力 。
成都市制造业，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制造业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、烟草制品业，以及高技术制造业近年来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加值，成为拉动当地工业增长值的重点产业。2019年、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分别为7.8%和5.0%。对应来看，重庆市2019年、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是6.2%和5.8%。
成都市的服务业2020年增加值仅为3.6%，这其中批发零售业、住宿餐饮业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都因疫情原因大受影响，而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却在这一年增长78.0%、37.3%。
四川省内人口最近10年内加速向成都聚集。
图源：四川省第六次、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
对照两图，可以清楚地发现，四川的三个民族自治州之中，甘孜、凉山的人口略有增长，而阿坝州人口有一定减少。资阳市的人口大幅减少，与其代管的简阳市（常住人口为82.67万）2016年改划入成都市有关（但是，即便不将简阳市常住人口纳入，成都市的常住人口仍然突破了2000万）。
有趣的是，四川其他各市中，毗邻重庆的广安市的人口有所增长，在当地正在急速推进川渝合作的工业区建设。而四川省内，成都以外的两个工业城市绵阳市、宜宾市10年间的常住人口也有一定增长。
传统的人口大市达州市、南充市，在二孩政策得以推行的背景下，常住人口仍然不可避免地下滑。尤其是南充市，居然从627.86万人口下滑到了567.76万，减幅超过60万人，几乎是四川盆地内一个县城的人口。
我们当然不能笃定发生人口减少的四川省内相关城市，其流失的人口就一定流向了成都或者重庆，因为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和需要，去往更远的上海、深圳，或者四川省内人口出现增长的绵阳、宜宾等城市。
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最近10年来，由于 成都在四川省内的发展堪称一枝独秀，而产业基础萎缩、招商和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四川部分地级城市，可以留住和吸引的人才实在有限。
人们即便不自认为是某种 社会 急需的人才，选择到成都谋职，早早买房，2010-2020年的房价变化，也会成为回馈红利。
2015年以前，成都房价与四川其他城市的房价相比，差价不过2000-3000元/每平，但这个差距在2015年后便迅速拉大。而2019年后，四川各地市除了成都以外，房价都几乎失去了上升的动力。
成都两个时期的落户政策，均有效吸引了大量人员入户。
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，成都全面取消购房入户。自此之前在成都行政区域内购房，并在成都缴纳 社会 保险1年以上的人员，可申请将其本人、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户口迁入成都。
2018年1月起，成都开始实施积分入户，并面向稀缺人才开放落户。
2019年末成都市户籍人口为1500.07万人，而2010年成都的户籍人口为1142.70万人。在不到10年时间里，成都的户籍人口净增超过350万人。大量的外来人口不断涌入，这显现了成都作为新一线城市的强大吸引力。
成都人口结构有没有隐忧？
根据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，成都市的人口性别比（男女）是50.26：49.74，指数为101.03，处于较为合理的区间。
但从年龄结构来看，四川全省 0―14岁，15―59岁，60岁及以上 的人口比重分别是16.10%、62.19%、21.71%，而成都市的这组数值分别是 13.28%、68.74%、17.98% ，0―14岁的人口占比在四川省内仅高于德阳市，甚至严重落后于常住人口已经明显流失的达州市（17.29%）、南充市（15.72%）。对应来看，深圳市的0-14岁人口占比15.11%，而重庆市的数据是15.91%。
成都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，老年组比例低于全省均值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最近10年来成都市通过购房入户 人才引进，大量引入了数量可观的户籍人口，以及部分稳定居住在成都的非户籍人口，使得 中青年人口比重显著提高 。而这将一定程度上减轻成都市养老公共福利支出的负担。
但0-14岁人口占比显著较低，这是因为成都中青年育龄人口中的部分人没兴趣生？众所周知，成都男人经常被调侃“耙耳朵”（高度惧内）。
是因为成都的房价上升过快，而互联网和金融等服务行业之外的多数行业，薪资水平的增幅有限，导致中青年人口背负的房贷压力过大？
是因为成都市新开发城区（也就是购房人口较多聚集的区域）的公共配套，比如中小学教育，实在不能满足必要的需要，这阻拦了一些人的二胎甚至头胎生育计划？
还是因为那些常住在成都、原籍四川省内其他城市的中青年，都把自家孩子放在原籍地，交给他们的老人帮忙照看了？
这些因素究竟是否成立，是否都成立，未来，除了“耙耳朵”的话题，我们会挑选合适的题目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。但无论如何，0-14岁人口占比低，肯定不是成都这座经常高调自称最幸福的城市所希望看到的现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