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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万人!成都并非突然“爆发” -凯发网站

4周前 (11-25)成都文化4

作者:常龙川(抱朴 财经 西部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)

成都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,达到了2093.8万人。

5月26日上午,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,公布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。数据显示,四川全省常住人口共8367.5万人。成都市的常住人口首次突破2000万大关,达到2093.8万人。这个数据超过了深圳市的1756.01万人、广州市的1867.7万人。

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8041.8万人相比,四川省的常住人口增加325.7万人,10年间增长4.05%。而成都市在2010年的常住人口为1404.8万,意味着10年里,成都的常住人口增长了49%。

对比之下,广州市从2010年到2020年,常住人口增长了47.05%;上海市的数据是增长8%,杭州市是37.2%。当然,深圳市的数据更加耀眼,增速是68.5%。

同样是西部重镇,西安市的人口总量此次普查的数据为1295.29万人,比2010年增加448.51万人,增长52.97%;而重庆市的常住人口为3205.4万,10年增幅为11.12%(成都市总面积1.43万平方千米,重庆市总面积8.24万平方千米)。

粗略判断,成都与西安、广州及深圳,这10年间的人口增量相当可观,均可称为流量之城。而四者之中,成都的人口总量排到了第一。

当然,正因为地处西部,虽然成都常住人口超过了广州和深圳,但2020年 成都市实现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8118.5亿元 , 广州、深圳 的这一数据为 9218.66亿元、8664.83亿元 。

自古以来,成都自带人口“流量”属性。

四川(巴蜀之地)在被纳入中原王朝统治以来,成都在多数时间都是省会,气候宜人,物产丰富,并因为成都平原发达的灌溉条件,吸引着川内人口的聚集。

而在历代,省外人口因躲避战乱等原因,也持续迁入蜀地,而成都作为省会所在,手工业、农业发达,吸纳就业的空间在古代,要远远优于巴蜀之地的其他任何地区,所以当然会成为 人口迁入的首选 。

正因为成都自古以来,就自带人口“流量”属性,人口的聚集必然带动智力尤其是创造力的聚合,推动经济发展。这其实就是城市发展因人口聚集所必然带来的红利,古时的长安、洛阳、北京、南京以及广州,乃至近代的阿姆斯特丹、伦敦、威尼斯,皆是如此。在盛唐时期,成都的经济一度冲到了全国一线,有所谓的“扬一益二”的说法。

三线企业迁徙带来了人口,以及后续的产业发展基础 。

改革开放以来,分布在四川以及西部其他一些省市的“三线企业”,为了增强发展优势, 解决地处偏僻导致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、物流成本过高等问题,也纷纷迁往成都等区域中心城市。

四川省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“四川省情网”的信息显示,从1984年开始,四川各地的大批三线工业企业迁入成都各地,数量达40多个,覆盖机械、电子、航天、化学、仪器仪表、核工业、印钞工业等项目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三线企业调整过程中,国务院三线办还将重庆(当时归属四川省)附近地区的几个重量级大型企业,以及位于达州市万源县、已初步选址重庆的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(运载火箭生产企业),都迁入了成都。时隔30多年,一些重庆网友对此仍然难以释怀。

三线企业的迁入, 不仅仅强化了成都的工业基础,带来了可观的产值、人口引入 ,推动了本地产业化水平的提高;而且更重要的是,成都市在1984年就已经确定市区不再发展重化工业等项目,因而这些企业大多被安置在成都近郊、远郊的区县,分别分布在不同方向,充实了这些区县的人口。

20世纪80年代末,成都中心城区和近郊、远郊区县就已经建成了公交连接,初步形成了“带状、串珠式城市群”的大都市格局。这为之后成都城市化扩张提供了助力,成都不少区县因而具备了工业基础,为后来吸引外资企业、沿海内迁企业基础创造了条件,这显然有利于成都市外、四川省内以及邻近省份的人口的流入。

从第六次人口普查到第七次人口普查, 恰好是成都发展最快的10年 。强有力的经济发展,快速扩容的城市,成为了人口新增的载体。

2008年的“5・12”地震发生后,成都成为了全国救灾物资和人员的中转枢纽。当时的成都,没有地铁,双流机场还只有一个设备老旧的航站楼t1,没有跻身全国前十的商圈太古里和ifs,也没有环球中心,今天的天府新区在当时还是农田。

2010年,也就是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那一年,成都的gdp是5551.3亿元。2020年,成都全市gdp达到了17716.7亿元。后者是前者的 3.19倍 。

相比之下,重庆市2010年的gdp达到了7894.24亿元,至2020年,增长至25002.79亿。10年增长倍数为3.17倍。

10年里,成都市的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 的态势。去年年中,成都市就已建成超过10000个5g基站。去年底,成都市一口气开通了五条地铁新线路后,运营的地铁总里程飙升至558公里,超过了武汉、深圳,排名上升到第四位。即将投入使用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,将使得成都坐拥两个国际机场枢纽。

图源:2015年、2020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

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成都为什么那么喜欢上榜――如果翻看成都媒体近年来对成都历年的发展总结,不难发现,成都最在意的几个榜单、荣誉,莫过于“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”、“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城市”、台商(外商)投资“极力推荐城市”等,尤其关注每一年新增市场主体的数量。而这几个榜单和数据,恰好对应的是 宜居指数,外籍人才和外商投资引进指数 (截至2020年,落户成都的落户世界500强企业已达305家),以及 创新创业活力 。

成都市制造业,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制造业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、烟草制品业,以及高技术制造业近年来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加值,成为拉动当地工业增长值的重点产业。2019年、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分别为7.8%和5.0%。对应来看,重庆市2019年、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是6.2%和5.8%。

成都市的服务业2020年增加值仅为3.6%,这其中批发零售业、住宿餐饮业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都因疫情原因大受影响,而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却在这一年增长78.0%、37.3%。

四川省内人口最近10年内加速向成都聚集。

图源:四川省第六次、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

对照两图,可以清楚地发现,四川的三个民族自治州之中,甘孜、凉山的人口略有增长,而阿坝州人口有一定减少。资阳市的人口大幅减少,与其代管的简阳市(常住人口为82.67万)2016年改划入成都市有关(但是,即便不将简阳市常住人口纳入,成都市的常住人口仍然突破了2000万)。

有趣的是,四川其他各市中,毗邻重庆的广安市的人口有所增长,在当地正在急速推进川渝合作的工业区建设。而四川省内,成都以外的两个工业城市绵阳市、宜宾市10年间的常住人口也有一定增长。

传统的人口大市达州市、南充市,在二孩政策得以推行的背景下,常住人口仍然不可避免地下滑。尤其是南充市,居然从627.86万人口下滑到了567.76万,减幅超过60万人,几乎是四川盆地内一个县城的人口。

我们当然不能笃定发生人口减少的四川省内相关城市,其流失的人口就一定流向了成都或者重庆,因为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和需要,去往更远的上海、深圳,或者四川省内人口出现增长的绵阳、宜宾等城市。

但可以肯定的是,最近10年来,由于 成都在四川省内的发展堪称一枝独秀,而产业基础萎缩、招商和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四川部分地级城市,可以留住和吸引的人才实在有限。

人们即便不自认为是某种 社会 急需的人才,选择到成都谋职,早早买房,2010-2020年的房价变化,也会成为回馈红利。

2015年以前,成都房价与四川其他城市的房价相比,差价不过2000-3000元/每平,但这个差距在2015年后便迅速拉大。而2019年后,四川各地市除了成都以外,房价都几乎失去了上升的动力。

成都两个时期的落户政策,均有效吸引了大量人员入户。

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,成都全面取消购房入户。自此之前在成都行政区域内购房,并在成都缴纳 社会 保险1年以上的人员,可申请将其本人、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户口迁入成都。

2018年1月起,成都开始实施积分入户,并面向稀缺人才开放落户。

2019年末成都市户籍人口为1500.07万人,而2010年成都的户籍人口为1142.70万人。在不到10年时间里,成都的户籍人口净增超过350万人。大量的外来人口不断涌入,这显现了成都作为新一线城市的强大吸引力。

成都人口结构有没有隐忧?

根据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,成都市的人口性别比(男女)是50.26:49.74,指数为101.03,处于较为合理的区间。

但从年龄结构来看,四川全省 0―14岁,15―59岁,60岁及以上 的人口比重分别是16.10%、62.19%、21.71%,而成都市的这组数值分别是 13.28%、68.74%、17.98% ,0―14岁的人口占比在四川省内仅高于德阳市,甚至严重落后于常住人口已经明显流失的达州市(17.29%)、南充市(15.72%)。对应来看,深圳市的0-14岁人口占比15.11%,而重庆市的数据是15.91%。

成都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,老年组比例低于全省均值,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最近10年来成都市通过购房入户 人才引进,大量引入了数量可观的户籍人口,以及部分稳定居住在成都的非户籍人口,使得 中青年人口比重显著提高 。而这将一定程度上减轻成都市养老公共福利支出的负担。

但0-14岁人口占比显著较低,这是因为成都中青年育龄人口中的部分人没兴趣生?众所周知,成都男人经常被调侃“耙耳朵”(高度惧内)。

是因为成都的房价上升过快,而互联网和金融等服务行业之外的多数行业,薪资水平的增幅有限,导致中青年人口背负的房贷压力过大?

是因为成都市新开发城区(也就是购房人口较多聚集的区域)的公共配套,比如中小学教育,实在不能满足必要的需要,这阻拦了一些人的二胎甚至头胎生育计划?

还是因为那些常住在成都、原籍四川省内其他城市的中青年,都把自家孩子放在原籍地,交给他们的老人帮忙照看了?

这些因素究竟是否成立,是否都成立,未来,除了“耙耳朵”的话题,我们会挑选合适的题目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。但无论如何,0-14岁人口占比低,肯定不是成都这座经常高调自称最幸福的城市所希望看到的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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